湯瑪斯•赫胥黎－david 的分享空間

英國著名博物學家，達爾文進化論最傑出的代表，（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1825年7月26日出生在英國一個教師的家庭。早年的赫胥黎因為家境貧寒而過早的離開了學校。但他憑藉自己的勤奮，靠自學考進了醫學院。1845年，赫胥黎在倫敦大學獲得了醫學學位。畢業後，他曾作為隨船的外科醫生去澳大利亞旅行。也許是因為職業的緣故，赫胥黎酷愛博物學，並堅信只有事實才可以作為說明問題的證據。

　　1859年11月3日，達爾文的科學名著《物種起源》出版了。這一天，倫敦街頭的幾家書店門前，人聲鼎沸，擠滿了許多前來購買這本剛出版的新書的讀者。初版的1250冊新書，當天就被爭購一空。

　　這本觀點新奇、內容獨特的著作一出版，立即在英國掀起軒然大波：有些人興高采烈，拍手稱讚；有些人惱羞成怒，暴跳如雷；更多的人則把它當成奇聞傳說，到處宣揚。達爾文的劍橋大學老師、地質學家塞茨威克寫信給達爾文說：“當我讀著你的這本書時，感到痛苦多於快樂。書中有些部分使我覺得好笑，有些部分則使我憂愁。”他甚至還在雜誌上發表不署名的文章，諷刺挖苦達爾文的學說是企圖“用一串氣泡做成一條堅固的繩索”。

　　一位美國地質學家則攻擊達爾文的著作是“惡作劇”，一批教會首領對達爾文的著作更是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企圖組織反進化論者群起而攻之。他們有人寫匿名信威脅達爾文：“你是英國最危險的人！”“打倒達爾文！”一場大論戰已經不可避免了。

　　當時，進化論思想還沒有普及，進化論者的隊伍也不夠壯大，在這場大論戰中支持達爾文的人處於少數。為了有力地反擊教會反動勢力的圍攻，捍衛進化論思想的純潔性，達爾文是多麼希望志同道合的戰友的支持啊！於是，他給倫敦礦物學院地質學教授赫胥黎鄭重地寄去一本自己的新作，請他談談對這本書的看法和評價。

　　赫胥黎以極大的興趣，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他認為，儘管書中的某些不甚重要的結論，還有待繼續研究與探討，但通篇而論，這部論著有著極寶貴的價值，是一本劃時代的傑作，它必將引起一場科學思想的深刻革命。赫胥黎最後告訴達爾文，他將全力以赴地投入這場捍衛的科學思想的大論戰中去。他在信中說：“為了自然選擇的原理，我準備接受火刑，如果必要的話。”“我正在磨利的牙爪，以備來保衛這一高貴的著作。”赫胥黎並鄭重地宣佈：“我是達爾文的鬥犬。”

　　1860年6月30日，關於進化論大論戰的第一個回合，在牛津大學面對面地展開了。這是英國科學促進協會召開的辯論會。以赫胥黎、胡克等達爾文學說的堅決支持者為一方，以大主教威伯福士率領的一批教會人士和保守學者為另一方，擺開了論戰的陣勢。面對威伯福士之流的惡毒攻擊和挑釁責難，赫胥黎鎮定自若。當威伯福士以勝利者的姿態，大搖大擺地走下講臺時，赫胥黎從容不迫地走上了講臺。

　　他首先用平靜、堅定、通俗易懂的語言，簡要地宣傳了進化論的內容，然後辛辣尖銳地批駁了大主教的一派胡言，回敬了他的無恥挑畔。他以激動而響亮的聲音說道：“我要重複地斷言，一個人有人猿為他的祖先，這並不是可羞恥的事。可羞恥的倒是這樣一種人：他慣於信口雌黃，並且不滿足於他自己活動範圍裏的那些令人懷疑的成就，還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學問題。所以他只能避開辯論的焦點，用花言巧語和詭辯的辭令來轉移聽眾的注意力，企圖煽動一部分人的宗教偏見來壓制別人，這才是真正的羞恥啊！”

　　赫胥黎以雄辯的事實，富有邏輯性的論證，同大主教那種內容空洞、語無倫次的謾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聽眾們都為赫胥黎的精彩演講熱烈鼓掌。威伯福士臉色鐵青，自知在這場辯論中敗于赫胥黎，只得灰溜溜地退出了會場。

　　但是，戰鬥遠沒有結束。在為宣傳進化論而進行的幾十年的鬥爭中，赫胥黎一直站在鬥爭的最前線，充當捍衛真理的“鬥犬”。人們高度評價赫胥黎堅持真理、捍衛和傳播科學真理的崇高品格，說：“如果說進化論是達爾文的蛋，那麼，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

　　他與理查·歐文的科學辯論證明人類和大猩猩的腦部解剖具有十分的相似性。有趣的是赫胥黎並不完全接受達爾文的理論 (例如gradualism), 相對於捍衛自然選擇理論，他對唯物主義專業科學精神更加推崇。

　　作為科普工作的宣導者，他創造了概念“不可知論”來形容他對宗教信仰的態度。

　　他還創造了概念"生源論", 這一理論是說一切細胞起源於其他物質也叫“自然發生”,就是說生命來自於無生命物質。

　　赫胥黎發表過150多篇科學論文，（如《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動物分類學導論》《非宗教家的宗教談》《進化論與倫理學》等。）內容不僅包括動物學和古生物學，而且涉及地質學、人類學和植物學等方面。他對海洋動物的研究尤為著名，曾指出腔腸動物的內外兩層的體壁相當於高等動物的內外兩胚層。赫胥黎是達爾文學說的積極支持者。他竭力宣揚進化學說，與當時的宗教勢力進行了激烈的鬥爭，並進一步發展了達爾文的思想，是最早提出人類起源問題的學者之一。1893年，他以68歲的高齡應友人邀請，到牛津大學作了一次著名的講演，題為《演化論與倫理學》，主要講述了有關演化中宇宙過程的自然力量與倫理過程中的人為力量相互激揚、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的根本問題。對於生物發生、生物進化作出了科學的解釋，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邁進了一大步。

　　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複(1853—1921年)譯述了赫胥黎的部分著作，名曰《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號召人們救亡圖存，“與天爭勝”，對當時思想界有很大影響。

轉載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42886.htm

赫胥黎（左）與牛津主教韋伯佛斯（右）於一八六○年六月三十日辯論之後，立刻成為漫畫的題材。

國人熟悉的赫胥黎，是《天演論》的原作者，可能也知道他外號「達爾文戰犬」，是達爾文最得力的辯護人。他的傳世故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他與牛津主教的辯論了。

國人熟悉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 1825-1895），是《天演論》的原作者，可能也知道他外號「達爾文戰犬」，是達爾文最得力的辯護人。他的傳世故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他與牛津主教的辯論了。

原來英國科學促進會一八六○年六月下旬在牛津召開年會，那時達爾文的《物種原始論》已出版大半年了。事先科學界早已盛傳，大會中必然會上演「批判達爾文」的戲碼。所以大會最後一天（三十日）最受矚目，因為那天的例行主題是「植物學與動物學」。

當天下午，一位美國紐約大學的教授報告〈根據達爾文假說論文明進展〉，由達爾文當年在劍橋大學的植物學教授韓斯洛主持，方才嶄露頭角的解剖學家赫胥黎、植物學家虎克（韓斯洛的女婿），還有以滑舌出名的牛津主教（英國國教）韋伯佛斯（Samuel Wilber-force, 1805-1873），都出席了。

當時會場湧進大量聽眾，因為過於擁擠，不得不臨時另找個寬敞的地方集會。美國教授究竟說了什麼似乎沒人在意，但大家都很亢奮。有人反對達爾文的理論，群眾甚至鼓譟要求赫胥黎發言，他站起身只簡短地說，他支持科學，但是既然科學還沒有受到抨擊，他無話可說，就坐下了。言下之意，大家言不及義。

群眾又大聲喧譁，要主教說話。他逮到機會，怎願輕易放過？於是滔滔不絕，批評「物種演變說」。最後，他不知怎地想起赫胥黎解剖過大猩猩，就輕浮地轉身問赫胥黎道：「你的祖輩與猩猩同宗嗎？不知是父系還是母系？」

赫胥黎身高一百八十公分，黑髮黑眼珠，襯出面容的嚴肅蒼白，可神情沈穩凝重。他起身說道：「我在這兒非常專注地聆聽主教大人的高論。但是聽了半天還是莫名其妙，既沒有新事實，也沒有新論證，反而把討論的重心轉移到我的身上，想知道我對人類系譜這個問題的看法。我從未想過要提出這樣的問題公開討論。但是，我對這個問題心中早有定見，雖然是不情之請，也不妨在這兒提出來與大家分享。

主教大人問我的問題是，我寧願要一頭不幸的猩猩做我的祖父呢，還是一位天賦高、掌重權的人？這個人不善自珍惜自己的天賦與權力，卻利用它們在嚴肅的科學討論中插科打諢。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猩猩！」

赫胥黎後來寫信給達爾文詳述始末，因為會議結束後口耳相傳的結果，大家都以為赫胥黎寧願當一頭猩猩，也不願當主教。

一八六九年，赫胥黎的聲望已如日中天。倫敦地質學會是英國十九世紀最有威望的學會，達爾文就是從那裡直達英倫科學界菁英階層的。因此，赫胥黎當選地質學會會長，象徵他的事業已達巔峰。可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的就職演說。其中沒有官腔官調，而是針對當時演化論遭遇的最嚴厲挑戰，正面答辯。比較起來，九年前主教大人的挑戰，端的是「清風拂山岡，明月照大江」。

原來著名天文物理學家克耳文爵士（Lord Kelvin William Thomson, 1824-1907）在前一年發表論文，指出「地球的年齡」太輕了，而生物世界璀璨多姿，不是短時間內就演化得出來的。言下之意，解釋地球生命史的事實，得引用「超自然」的力量，許多人立即以為那指的是《創世紀》中的造物主了。

達爾文自認為《物種原始論》是「一個綿長的論證」。書中他列舉各種證據，指出生物會變（演化），而生物演化的機制是天擇。從此演化論、達爾文理論、天擇論就成了同義詞。

但是他卻無法反駁克耳文爵士的論證。任何達爾文的信徒都無法反駁。

達爾文反駁過的「年輕地球說」是聖經年代學的產物。根據北愛爾蘭阿傌阿（Armagh）主教厄歇（James Ussher, 1581-1656）的考證，上帝在西元前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禮拜天）創造世界。這個創世年份從一七○一年（清康熙四十年）起，就當眉批印在詹姆士欽定本《聖經》上。

但是達爾文提醒讀者：任何人只要進入深山、涉足幽谷，觀察過地層，大概都會相信我們在野外見到的地質景觀，起碼要上萬年、甚至數十萬年才能形成。

達爾文也提出了科學論證，以目前河流沖蝕地表的速率來算，在深山切割出大谷來至少也得花上千百萬年。

有了那麼多時間在手，將地層中生物相演替的現象解釋成「生物會自然而然地演化」就不難了。不過，以上的說法不是達爾文的創見，第一個提出這種理論的學者，是地質學家萊爾（Charles Lyell, 1797-1875）。（達爾文的創見是天擇理論，就是解釋演化的理論，所以簡稱「演化論」。）

克耳文爵士的「年輕地球說」就不容易反駁了。他代表最精密的科學，依據最先進的理論，假定地球當初是個火熱的煉獄，不斷散熱、逐漸凝固，才形成適合生物棲息的居所。他仔細地考慮了各種因素，火山爆發、每天的日照都算上了，結果「地球自陸地形成後，到現在不過一億年，最多一億五千萬年。」

依達爾文的估計，光新生代就有三億年歷史了！克耳文爵士的論證等於刨達爾文演化論的根。要是生物沒有那麼多時間「自然地演化」，那麼地球生命史就不是純科學的研究對象了，研讀《聖經》也是正當的研究方法。

赫胥黎在講詞中的反駁並不有力。他指出生物學根據地質學估計時間，而不是物理學。要是「地質鐘」果真失靈了，生物學家當然得改變對於時間的估計。他隨即指出克耳文爵士有許多失算的地方，因此生物學家不必著慌。

以今日的後見之明，克耳文爵士的確失算了，但不是因為赫胥黎指出的那些因素，而是當時還沒發現「放射性」。地球不斷散熱是個事實，但是地心中不斷釋出巨大的核能，克耳文爵士想都想不到，那是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重大科學發現。克耳文爵士有幸親眼看見一個新的物理學時代誕生，赫胥黎就沒那麼幸運了。

不過十九世紀中葉演化學者與物理學家關於地球年齡的爭論，我們感到興趣的不是誰是誰非，而是科學家遭遇到強有力的反證時，會如何自處？

西方科學史自文藝復興時代之後，物理就成為科學的典範。面對物理學的聲勢、克耳文爵士的聲望，以及精密的數學論證，達爾文等演化學者的心理壓力的確很大，他們也因此調整了論證中的一些細節。但是他們沒有退縮、投降。主因是，演化論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從某個層面來說，它是一種組織知識的架構。

許多原先屬於不同領域的知識，如地質學、化石、人工飼養生物的經驗、生物地理學、地球史等等，在演化的架構中各有各的位置，彼此又互相關連，交織成一個龐大的認知網。這麼複雜的認知關係，似乎本來就不容易以邏輯因素而給拋棄的。

我們習慣以「革命」形容科學的重大突破，原因就是任何科學理論都不是孤零零的認知工具，必然有許多瓜葛牽扯。若想憑一個實驗、一個簡單的論證就推倒一世豪傑，機率並不高。所以，科學理論的興替，往往涉及複雜世界觀的變化，難怪相當於革命。